父母死于纳粹毒气室，丈夫被无辜处死，但她战胜了命运
在临刑前夜，海达·科瓦莉终于见到了自被捕后便人间蒸发的丈夫鲁道夫。她望向自己深爱的丈夫，望向他的眼睛。后来，她写道：“那里没有绝望，没有惧怕，只有奇异而遥远的宁静。那是一个人在痛苦最深邃处寻找到的宁静。”
这是《寒星下的布拉格：1941-1968》一书中的片段。作者海达·科瓦莉的人生很像华人世界里的郑念，一样出身豪门，却历尽沧桑。她们也同样坚强，饱受摧残后仍不改优雅。相比之下，海达的人生更为传奇。
这位捷克女作家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富商家庭，1944年被关入奥斯维辛集中营，父母都死于毒气室。1945年初，她在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的途中逃亡，第一次成功战胜了命运。
如果没有逃脱，她面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？会不会像她在书里记录的那样——一车车的犹太同胞被驱赶进毒气室，上千个被剃光头发的年轻女孩在纳粹的皮鞭下嚎哭，十几个孕妇连夜被带走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如果这次逃脱失败，命运也许会更凄惨，她就见过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女孩被抓回，当场被打断四肢，再拖进毒气室。
经历过这一切伤痛，海达很容易被二战结束后的“光明”所感染。她记录了一对从苏联归来的犹太夫妇，他们“热泪盈眶地说到所有的苏联人——包括最普通的苏联老百姓——的自我牺牲和爱国精神，他们的坚韧不拔……他们说到在苏联时感受到的深厚的兄弟情谊，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平等……”
但可惜的是，这些都是被粉饰的谎言，是预先准备好的“讲稿”。海达在书中记录：“十年后，那位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坦白地承认，她和她丈夫那次说的，几乎全是假话；他们侨居俄国时，日子过得相当艰苦，邻居不敢和他们说话，周围反犹太情绪很浓，黑市和暗中通敌比比皆是。很多人平白无故地被处死，大部分受害者不敢猜想他们被迫害的原因。”
海达自身的厄运并未因二战结束而结束，她的丈夫鲁道夫积极从政，官居捷克斯洛伐克外贸部副部长。但苏联的大清洗很快波及东欧各国，鲁道夫被打为托洛茨基分子、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，被判死刑。
其实，在鲁道夫身居高位时，海达已经预见到了危险。在那个许多人被冲昏头脑的年代和氛围下，这实属可贵。海达在书中写道：“在我们国家，腐蚀人的不仅仅是权力，还有随着权力带来的恐惧。一旦一个人有了权力，就怕失去它，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，一个人失去权力后，不是从社会的一个阶级降落到原来的位置，而是一直坠落到谷底。爬得越高，跌得也越惨；一个人的权力越是膨胀，他失去权力的危险也就越大，他也就变得愈加害怕起来。一个以恐惧维持的权势，一定是一个极残忍、也极危险的集大成者。”
对于阅读者而言，《寒星下的布拉格：1941-1968》最大的遗憾便是时间，到布拉格之春便戛然而止，错过了之后二十多年的大时代。
如今游客如织的布拉格查理大桥
但海达仍然预见了未来，在她看来，1968年是“短暂却令人难以忘却的复活”。她在本书的结尾写道：“没有人会忘却，我们的未来不是要去屈服，而是要等待下一次机会。我看到周围已经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——那些曾被紧箍着铁杆信仰者头脑的魔力，现在已经永远地被解除了。再没有幻想，再不要自我欺骗，再不去相信老大哥的谎言……也许真理真的以它不可预测的透明方式，最终战胜了一切。”
如果我们不清楚捷克的未来，那么这个结尾多少显得有些鸡汤，但历史却证明了海达的预见，她是对的。
即使父母死于集中营，丈夫在政治斗争中横死，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海达始终保持着优雅与沉静。她从来没有因为命运的苛刻而低头，也没有歇斯底里。在她笔下，无论是集中营生活，还是与父母、丈夫的生离死别，抑或自己逃亡和被抄家的经历，都显得平淡从容。尽管在丈夫死后，她受尽白眼和刁难，仍尽力抚养自己的孩子。
她显然为自己的儿子而骄傲，她写道：“伊万（她的儿子）住在伦敦。他是个成功的设计师，还著有一部关于艺术的情趣盎然的书。他设计的建筑，兼具美感与坚固，具有宁静的尊严。他和他的妻子、两个孩子，都是大不列颠——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——的公民。”
看，她又一次战胜了命运。